汉沽区

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

至于全国人大常委审查批准省级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省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较大市的地方性法规，都不是本文所说的审查程序，而是立法程序的一部分，它表达的意见性质不同，不可混淆。或批准或否决，或默示同意或发回重议，很少直接由国务院作出改变或撤销者。

见《法制日报》2000年2月20日第1版。事实上，除非在实际生活中具体适用，否则很多矛盾冲突问题是任何聪明的人都难以发现的。在这样的体制下，违宪违法或法规冲突的审查大多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自内部的事情，自己给自己看病。《立法法》似乎进一步解决了这一问题。监督宪法实施，当然包括就一切法律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即是否妨碍宪法实施进行审查。

这表明，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级政府(因为只有他们有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制定的规章，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审查其是否违宪、违法、违反行政法规、违反本省、甚至本市（8）的地方性法规。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各部委、各省级单位事先将规章草案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审查，获认可后再完成制定颁布手续。例如清代严禁以异姓子承宗，然而民间以外宗为继者比比皆是，在这种习惯强而有力时，远近族人或任其自便、不加干涉，或实际上已不能够过问了。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流行于民间的各种乡例、行规以至家族礼仪只是村野小民之间的陋习，既登不了大雅之堂，也不会对封建秩序造成多大的冲击或伤害，因此它们都是一些大可不必去认真理会的法外之规。另外更常见的是民间法支持下的民众对国家法的规避。这是指国家法已经对某一社会关系领域进行了具体调整，但、乡规民约对这一领域之内所发生的问题的解决还是避开了国家法的相关规定，不适用国家法。例如，财产继承权是我国宪法、民法、婚姻法和继承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问题在于，在正式文本之外，当地的乡俗或乡例等非文本的村规民约并不是这样规范的。第二，民间法是国家法得以贯彻落实的社会文化环境。

她认为，村长可以踢她的丈夫，但不能往那个地方踢。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国家法作为一个开放的理性规则体系不可能是一个自足物。在官与民的这种纵向的二元格局中，统治者也认识到从后一主体中生长出来的民间习惯法对于维持封建基层社会秩序的不可或缺性。成书于道光年间、刊刻于光绪二年(1876) 的歙县潭渡村《潭滨杂志》就曾记录了该县稠墅和潭渡三桩宗族以沉塘和聚薪活焚族人的案件，吾族缒水之事，此外尚有风闻者一、目击者一。

这岂不是要破坏人们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秩序吗？我们应当责备山杠爷不懂法吗？可为什么他要懂那些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距遥远的正式法律呢，这些正式法律给予过他们什么利益呢？秋菊的迷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制度供给的问题，制度供给的不适用，产品的不对路。而这种经济性对于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显然又是有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民间法对国家法适用不经济性的缺陷有一定的弥补作用。她仅仅是尝试性地诉求了正式法律，而她不仅没有获得她所希望的说法，而且无法理解正式法律运作的结果。这种话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尤其在农村）下是非常伤人的。

然而，获胜并非全然意味着成功，其中所暴露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宣统《仙石周氏宗谱》卷2《家法》) 明末傅岩记载的歙县用私刑残害奴婢的俗例，其实在徽州是很普遍的事实，徽俗：御婢之酷，炮烙、挺刃习以为常。

因此，社会的多元需要规范的多元予以保障，需要主体社会成员对自身以外的异质团体、规约和秩序的宽容。由于这种纠纷在中国农村并不少见，而且伤害也不重，因此乡间的司法助理员没有给予这位村长正式的处罚，而是试图调解一下。

一次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她和无数个他或她怎么可能很快接受这种令他（她）们尴尬的正式的，据说会保障他（她）们的权利并带来实际利益的现代法律制度呢？ 因此，在西部社会中，尽管国家法在向民间法发起的一次次战役中最终获胜，并使民间法的权威开始旁落。这种调解不能令秋菊满意，于是她到了县城、省城讨说法。如前述，国家法适用之专门性、程序性决定了其高成本性——相反，对于诸多发生于民间的、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如果采用传统民间法的调整方式进行解决，则显然解决成本会小得多，也即会经济得多。以族规家法为例，族规家法作为一种文本规条式的民间法，其整体上与国家法的规定是一致的，但其中的个别条款，显然有违国家法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在于民间法与国家法总是同处于一个法律文化大背景之下。同时，农村的基层民众又认为如果所有已出嫁的非独生女都回其娘家继承遗产，那么这些娘家遗产的流动就在总体上基本均衡。

让乡里闾老和民间士绅去管理民间俗务是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的最省事的办法，政府只要牢牢地控制住那些领头的民间权威(士绅、闾老和族长等) 就行了。从而，国家法和民间法在各自领域出现了分治局面。

第二部电影是《被告山杠爷》，简单说来，山杠爷是一个非常偏远的、据说治安秩序很好的山村（县乡的治安人员都从来没有来过）的村党支部书记。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理性互动方式正是在坚持国家法价值取向前提下的相互渗透。

但是在秋菊被告知这一决定，村长被带走之际，秋菊说，怎么把人给抓了，我只是要个说法。如对盗卖祭祀田产的行为，明万历《祁门清溪郑氏家乘》之《祀产条例》即规定：如有不孝不义、盗卖祀产，听自为首之人检举，责令取赎，仍行犯一赔九。

为一些并不很紧要的事，一位农民同村长吵起来了，骂村长断子绝孙（村长的确只生了四个女儿）。事情捅到了上级司法机关，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第三，应始终坚持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很显然，我们目前所提倡的现代化法制应是指国家法的现代化。

确定了这两个原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理性互动模式时应注意如下几点：第一，不要忽视民间法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正面作用，更不应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为借口来消灭民间法，相反应注意充分运用民间法所创设的各种积极资源。村长被抓了起来，判处了15天行政拘留。

当这种情形变得习以为常之时，保障性的强制力就会名存实亡。梁治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上的多元格局是一种官- 民秩序格局。

那么为什么国家法与民间法会在中国长期共存？首先，国家法无力顾及所有民间琐事。(溪上最深处，秋瓦 石角扼其水之冲，俗名‘水舌尖。

这一规定明显与国家法相抵触，即捶杀之刑罚裁定权和执行权在国家(包括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地方官府)，作为非正式国家组织的宗族是无权规定对某人释以捶杀刑罚的。我们在上文中曾经引用过绩溪《仙石周氏宗谱》之《家法》卷中关于家法与国法比较之间关系的文字，该文字云：家法治轻不治重，家法所以济国法之所不及，极重至革出祠堂，永不归宗而止。有时甚至不必是强烈的利益驱使，人们仅仅出于便利，甚至是不愿改变生活习惯的原因，使他们在国家法鞭长莫及的地方，我行我素地适用民间法。一个社会的多元主要体现在文化、价值、利益、发展和规范的多元。

笔者认为，民间法可以完善国家法。乡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

如果从法律供给与需求的角度看，民间习惯法作为一种地方性公共产品，在它上面也传达出特定交往共同体中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人际冲突的解决方式等信息，此种信息的一些特质为国家制定法所缺乏。 进入专题： 中国古代法律 国家法 民间法 。

第四，民间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法的某些局限性。她跑到村外的公路边，看着远去的警车，满脸的迷惑不解：她不懂得为什么法律是这样运作的。